11月14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张瑛教授做客“西北哲学讲坛”第74讲，作了题为“未述成分意义分析”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院长张学广教授主持，副院长邵世恒副教授与谈，哲学学院师生50余人参加。
张瑛教授首先指出语言具有所言之义和所隐之意，从弗雷格的意义指称论出发自然引出索引词的相关理论。按照卡普兰的界定，传统索引词应是纯粹索引词和真正指示词的统称，构成索引词的基本集。为了把握索引词的意义，我们应以特征（或角色）-指称-内容（或值）之三分法取代涵义-指称之二分法。人们之所以可以通过索引句进行交流，是因为“我”中包含着共同的特征（或角色），此即涵义的第一层意义同时，一旦进入语境，索引句的内容（或值）便被固定下来，这是涵义的第二层意义。据此，卡普兰指出，对于包含纯粹索引词的句子而言，其特征是有语言规则所确定的普遍意义；与之相应，包含纯粹索引词的句子内容则是该句子在使用语境下的所言之义。由此可见，纯粹索引词的指称依赖于使用语境而真正索引词的指称则依赖于指示动作或说者的指示意图。由此，我们可以窥见索引词意义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即必须借助语境才能完成任务。
张瑛教授进一步指出，基于此语言哲学发现，与索引词类似，对于那些包含量词、比较形容词、品味形容词、气象动词、知识归属等的句子而言，其所表达的命题内容也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改变。“每个人”“知道”“高”这类表达式又与索引词有所不同，因为无论是量词的限制域还是知识归属乃至身高的标准，它们都没有出现在句子的表面结构里。鉴于此或许可以说，这类表达式中存在未述成分。关于补全未述成分，佩里（J. Perry）指出，后语义学（post semantics）为未述成分的获取机制提供了保障，即具体而言我们先经语义规则达成部分理解；然后再根据使用语境或背景信息确定其所表达命题中未述成分的意义。后续围绕未述成分的激烈讨论，张瑛教授详细地总结出两种主要的分析进路，分为语义论和语用论两大分支。
第一种语义论进路可归结于两种思路，可以将其分别总结为变元论和最小论。其中，变元论以斯坦利（J. Stanley）为代表。在他看来，气象动词所对应的地点、量词的限制域及比较形容词的判断标准均可被看作隐藏索引词。它们并不是真正未述的，所有在语境中影响成真条件的因素都可以追溯至逻辑形式。而逻辑形式指的就是我们为了获得句子的语义释义所须掌握的——这些内容基于句法结构又可能不同于其表面句法结构。而既然变元论者认为量词域是已述的，即对应于隐藏索引词，而逻辑形式又被看作连接句法结构和语义释义之间的桥梁，那么在如何确定量词域这一问题上就会诉诸语义学，即每个紧随量词后的普通名词均包含一个隐藏的形为“f（i）”的域限制变元，其中f是特定语境中从对象到量词域的函数，i是由语境确定的对象。由此，斯坦利和萨博（Z. G. Szabo）将语境在释义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分为语法的、语义的和语用的三种。教授还提到变元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约束论证带来过分生成和没有言明语境中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存在超出传统语义学的可能。
另一种语义学论证被称为最小论。最小论既不认为气象动词中有隐藏索引词，也不认为其中包含未述成分。在卡佩伦（H. Cappelen）和勒珀（E. Lepore）看来，未述成分论者最大问题是将语义学问题与形而上学问题混为一谈。气象动词不包含未述成分故不应被看作索引词和语境敏感，而事实上只有基本集内的索引词才是真正语境敏感的。在这种观点下，句子的语义内容是一个不受语境约束且具有确定真值的完整命题，为包含该句子的话语所共有。以此为基础，最小论者区分了言语行为的两个步骤：第一步由语义学承担，第二步则是多元开放的。最小论的问题同样有两个方面：其一，最小论者所谓的字面成真条件太过抽象；其二，最小论者博格（E. Borg）指出如果最小论者的分析仅限于区分最小语义内容与言语行为内容并指出前者决定所言之义却无法具体阐述内容，这种语义论始终不会令人满意。
第二种进路是语用学进路，同样包括两个方向：关联论和基本字面意义论。首先，关联论者不赞同以上两种主张。在斯珀博（D. Sperber）和威尔逊（D. Wilson）看来，句子的逻辑形式中不存在隐藏的变元，最小语义内容在言语交流和理解中也没有实质性作用。在他们看来，言语交流被视为一种认知加工进程，话语则是过程的主要输出对象。逻辑形式合式却不一定语义完整。听者也因此需要对不完整的逻辑形式加以详述来获取确切真值的命题形式。这一派认为，话语与它所描述的事态通过三种关系建立联系，而通过逻辑形式进行详述而获得的意义是明意，其他由语境信息和百科记忆推断而得的为隐意。按照关联论者的观点，未述成分不仅存在于包含气象动词、量词、比较形容词的句子当中，而且几乎无处不在。这要求认知主体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将句子的逻辑形式扩充为语义完整且真值可评价的命题形式。关联论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方面明义与隐意的区分不明确，另一方面如何获得最佳关联实际上是无确切答案。
另一种语用论进路是基本字面意义论。雷卡纳蒂区分所言之义的两种用法：在第一中用法下所言之义指类型字面意义即不受语境影响的约定意义或话语的字面成真条件；在第二种用法下，所言之义之基本字面意义即直观成真条件，会受语境影响。会话隐意是以基本字面为基础经过推理而获得的引申意义。在雷卡纳蒂那里，他只关注言语交流层面的未述成分，又分为两类。对于A-类未述成分而言，不补全得到的是错配而不具体的命题，而未述是否补全则是自由可选的；对于B-类未述成分而言不补全得到的是不完整、不可评价的空命题。该理论的问题首先是两类表达式的区分标准不明晰而可能滑向变元论；其次，基本字面意义只在逻辑上而非时间上先于引申意义这一点似乎隐藏矛盾。
张瑛教授基于详细的理论梳理和总结分析，指出当代围绕未述成分的讨论在定位发展和问题域扩展以及追问中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语言的思考，而且显示出当代语言哲学研究所呈现出的一种从关注指称与真之语义分析关注语境与用法之语用分析的转向。张瑛教授认为，应当遵从奥斯汀与塞尔的研究路径，从命题层面（未述成分意义分析第一个维度）和语力层面（未述成分分析的第二个维度）分别展开对未述成分的讨论——一方面，命题的语义值是真值；另一方面，以言行事行为的语用值是恰当性。她赞同佩里的看法，指出所言之义与所隐之义的二分法存在问题，但是不赞同关联论用明意与隐意代替的做法。她认为我们可以像基本字面意义论者那样区分两个层面的所言之义，即未述成分在类型字面意义层面是未被表征的，将其补全是自由可选、自上而下的语用调试过程。根据卡普兰的直接指称论论分析，关联论由于视真值的载体为心理表征而不能接受。而根据塞尔的言语行为论，语力与命题内容共同影响以言行事行为的恰当性。从这一点来看，由于变元论、关联论、基本字面意义论均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话语的语用值与语义值而都是错误的。张瑛教授进一步指出：第一，由于将卡普兰的直接指称论引入未述成分意义分析厘定了说者意图本身不具有语义价值和句子成真条件，因此避免了变元论和关联论面临的过分生成问题，也不会因空泛的字面成真条件而落入最小论困境。第二，由于主张以言语行为论为基本分析框架，因而无需像关联论、基本字面意义论那样需要阐明听者在以言取效行为层面所采用的话语理解策略并对语用加工的不同层级作出界定。
在讲座的末尾，邵世恒副教授进行总结与分享，认为本次讲座系统梳理和深度剖析了未述成分意义研究的兴起与各种研究理论的差异，更进一步提出了自身的看法，在具有极其丰富的“干货”信息量的同时，又展现了一幅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流程，引发了许多思考。邵老师在意图、质疑命题作为基本承担者、遥远语境问题和怀疑意义实体可能的影响四个方面与张瑛教授展开讨论，展现了更新的研究视角的可能性，进一步开拓了同学们的研究视野。
审核：张学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