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晚，中山大学哲学系梅谦立教授应邀访问西北大学，作了题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说在晚明的引入与发展”的专题讲座，哲学学院师生五十余人参与。讲座由哲学学院副院长王雪梅教授主持。梅谦立教授以亚里士多德形质说在晚明时期的引入为视角，系统梳理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其与本土思想的互动，为理解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提供了新的思路。

梅谦立教授首先介绍了其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西学东渐”，即明末清初传教士将亚里士多德著作译介至中国的过程；二是“中学西传”，即中国经典文献通过拉丁文译本传入欧洲的实践，其研究时间跨度从1582年利玛窦入华至1700年前后的康熙年间，覆盖近一个世纪的跨文明思想对话。梅谦立教授指出，利玛窦在《天主实义》（1603年）中首次引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将其表述为“所以然”的四重维度：“模者、质者、作者、为者”。利玛窦将“模因”与“质因”类比为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并强调“作者、为者”超越于物质世界，指向天主的神圣性。这一诠释虽试图贴近中国思想语境，却也引发诸多误解。例如，利玛窦将“形式因”比附为“理”，“物质因”比附为“气”，但为避免陷入摩尼教式的二元论，他同时强调天主对物质世界的绝对支配，在形而上层面对此划清界限。这一时期《天主实义》的重点在于证明天主和灵魂的存在，因此，他并没有系统地介绍自然哲学，后来其他耶稣会士在这一方面有所补充。傅汎济与李之藻合译的《寰有诠》（1628年）进一步深化了形质说的讨论。书中将“物质”定义为“受模之底赖”（substrate），即潜能的载体，并提出“元质”（prime matter）概念，认为其作为纯粹潜能，虽无形式却因天主创造而具有存在性。梅谦立教授特别指出，耶稣会士通过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调和天主教创造论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赋予“元质”以形而上的合法性。对于“元质”，《寰有诠》中存在两重不同的表述，一方面肯定其作为“万形之母”、“元有”（First Being）的不可动摇地位；另一方面又在形而上的角度指斥其“邻无”（almost nothing），进而认为其“常生而未尝有在”，是“万体之滓”、“极贱之体”。梅谦立教授认为这种观念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来华耶稣会士普遍认为中国思想倾向于唯物主义，他们蔑视物质的观点是传播西方思想观念的一种方式。

高一志在《寰宇始末》中提出物质的三个层次——“原质”“远质”“近质”，并强调“实体形式”对物类区分的根本作用。“原质”或“公质”即“凡质未受依赖之模及几何之定分，亦未定所受自立之模”，指未经形式规定的纯粹潜能，作为万物的基础质料存在；“远质”即“合成一物之类，能容受各模及几何之各分者”，指具备接受不同形式的可能性，但尚未具体化的中间状态；“近质”即“质已受几何之定分及他依赖之定模，受自立之定模，合成一物之定类”，指通过形式赋予现实性、构成具体事物的物质。这一分层既忠实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又结合了科因布拉学派对“元质”的阐释，强调物质从抽象到具体的动态转化过程。梅谦立教授进一步分析，传教士通过形式因（formal cause）构建物类差异的理论体系。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将“模者”定义为“状其物置之于本伦，别之于他类”，《灵言螽勺》（1624年）则区分“体模”（实体形式）与“依模”（偶性形式），强调前者为物类本质的根源。《寰有诠》提出“纯而未全，与质同一体者”，揭示形式与物质的不可分割性。高一志在《寰宇始末》中明确主张“模者定各物之类”，并以“人与马”的差异为例，指出实体形式（如灵魂）而非“人心”才是人兽之别的核心：“人将生时，身质受依赖之，未承灵魂之模，是以未能论理，未具嘻笑等情，则亦未足称人矣。”这一观点直接挑战了宋儒以“理一气分”解释万物差异的范式。

关于形质说（hylomorphism）的实践，梅谦立教授重点剖析了《寰宇始末》中的形式替换机制。高一志提出：“变化之际，一模出，必由他模入；后模不入，先模不出矣。”例如，木材燃烧时失去“木模”而获得“火模”，但“薪之元质仍存”，说明物质作为基底始终存续，形式更迭仅改变其现实状态。这种替换过程符合物质本身并没有现实性的观点，即元质必须通过形式来获得现实的存在。在替换过程中，“后模”介入，“先模”必须立刻出去，这样保证物质不会缺失形式。书中进一步区分“性模”（自然形式）与“形模”（形体形式），并引入“私作者”概念解释后者的生成：火作为“私作者”需依赖干薪为质料，通过“热乾之德力”与“私火之模”结合生成新火。这一过程强调形式与物质的协同作用，即“质为物底，空而向于模；模为物理，实而向于质”，二者通过“相结”形成新实体。

关于形式与物质的结合机制，《寰有诠》使用“结”（union）的概念，认为形式与物质并非简单并列，而是通过相互吸引形成新的实体。亚里士多德强调，在复合体中，物质因与形式因所构成的物体就是新的产物。17世纪在欧洲的耶稣会士有新阐释，认为物体具有三个部分的内在结构，即物质因、形式因、结合（union、tie、link），《寰有诠》称为“结”。在此基础上《寰有诠》认为“结”有两种取向，即“相结”，不仅仅物质追求形式，而且形式也追求物质：“质为物底，空而向于模。模为物理，实而向于质。得作者之力，相附合致成其物也。”这说明形式和物质并不是通过某种媒介结合的，而是通过自己本身相结合，然而它们的结合也产生了与它们两者不同的第三者。梅谦立教授分析，这一理论既忠实于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框架，又融入了欧洲17世纪耶稣会士的新阐释，旨在为自然哲学与神学体系搭建桥梁。

针对科因布拉学派关于四元素实体形式消亡的论点，高一志在《寰宇始末》中提出四条修正理由：物类定模限制其德用范围；形式替换需彻底更替（如木焚必先失木模）；若四行共存则物类混乱（如人兼具火、气之模）；物质坏散归元行之说是误解（烟非真“气”，灰非真“土”）。梅谦立教授指出，这些论证旨在维护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完整性，驳斥元素形式残留论，同时为天主教的创造论提供逻辑支持。

讲座最后，梅谦立教授作出总结：晚明传教士对宋明理学的“气”概念存在误读，将其简化为“物质”并批判中国思想为“一元论”与“唯物主义”，为抵制这种倾向，耶稣会士在著作中刻意贬低物质。然而，他们通过形质说构建的体系，既抵制了奥古斯丁的唯心倾向，亦为自然界与精神界的关联提供哲学基础。当笛卡尔等欧洲学者摒弃“实体形式”时，耶稣会士仍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立场，强调形式与物质的结合需“形而上的实在所以然”，从而在伦理、政治与神学体系中为“灵魂-天主”枢纽预留空间。

丝路研究院的王老师就中国天主教史的古文献研究现状提问，梅谦立教授指出，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及欧洲各修会档案机构保存了大量明清传教士手稿，但部分档案仍需系统整理，呼吁加强国内外学术合作以进行相关研究项目。一位来自陕师大的同学问及是否存在晚明时期的著作同时涉及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梅谦立教授回应，马相伯等学者曾探讨二者的结合，但具体文本较少；《超性学要》虽涉猎广泛，但仍以启示神学为主导，这类文本的研究仍待加强。针对“相结”概念是否服务于基督教教义的疑问，梅谦立教授认为，“相结”主要解释形式与物质的互动关系，虽间接支持灵魂与身体的结合，但并非直接论证神学命题。关于儒家与基督教融合的可能性，梅谦立教授以明清学者徐光启、杨廷筠为例，指出思想会通的尝试始终存在，但需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审视，避免过度泛化。

亚里士多德形质说在晚明的引入不仅是哲学概念的移植，更是一场跨文明的对话实验。传教士通过调适与创新，既推动了中西思想的碰撞，也暴露了文化误读的局限。在当前全球文明交流背景下重审这段历史，可为理解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思想的互动提供深刻启示。本次讲座在现场师生对梅谦立教授精彩演讲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法国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逸仙学者，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副馆长。主要研究中西思想交流、西方古典哲学、当代新儒家。著有:《从邂后到认识: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相遇在明清》（2019）、The Jesuit Reading ofConfucius（2015）、与Daniel Canaris, A Brief Response on theControversies over Shangdi, Tianshen and Linghun, by NiccolÃòLongobardo（2021）、与潘大为Pan Dawei, A Brief Introductionto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by Giulio Aleni（2020）。主编:《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四册（2021）、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2014）、高一志《修身西学今注》（2019）、高一志《童幼教育今注》（2017）、《齐家西学今注》（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