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及主会场

2023年10月28日上午，由西北大学哲学学院暨西北大学实践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华侨大学生活哲学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黑龙江大学实践哲学传统与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23年实践哲学年会”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隆重举行。

年会开幕式由西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学广教授主持，哲学学院党委书记李波在开幕式上致辞。李波书记介绍了西北大学以及哲学学科的悠久历史，并在致辞中说明了实践哲学年会的召开对于西北大学哲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价值。

此后，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许斗斗教授、黑龙江大学实践哲学传统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丁立群教授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袁祖社教授纷纷就会议主题在开幕式上致辞。

开幕式后，来自国内十所高校的十位专家围绕“实践智慧与现代化”的主题分别作了大会报告。

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以“辩证法的三维向度与人类智慧的三重形态”为题，探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中国式阐释问题，并提出须从“重行”或“改变世界”这一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根本旨趣出发，来对马克思辩证法进行理解和阐释，而这一对于马克思辩证法的中国式阐释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有着十分积极的方法论引导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尤西林教授以“马克思劳动观对亚里士多德‘实践’与‘制作’的双向扬弃与综合”为题，提出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双方的关键概念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具有深厚的思想史渊源，因而以马克思劳动观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史比较为依托，深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并回应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当代实践哲学，展现马克思劳动观的现代意义。

 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以“文化实践理论的几个问题”为题，通过对实践哲学传统形过程、文化实践与马克思社会实践理论关系、文化实践的可能性问题、现代文化实践的形成与时代主题的关系、文化实践目的等几个文化实践问题的阐释，论述了文化实践的形成过程与研究目的，体现了文化实践理论形态对当今时代总问题的深刻把握。

 中国政法大学郑永流教授以“实践法哲学:从法律1.0走向法律2.0”为题，提出既存性法律需要通过适用反思而被加以续造才能成为真正的完成意义上的法律，才能真正地从抽象的法律1.0跃升到具体的法律2.0，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法律2.0的特征，阐释了从实践哲学和实践社会学中推陈出新的实践法哲学的精义。

华东师范大学郁振华教授以“论实践转向”为题，聚焦于知行哲学理解实践转向的三个层级。郁振华教授认为，要实现实践传统转向就要超越沉思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古典三项即理论、实践和制作在现代古典三项被简缩为两项，即理论和实践。这个转变在哲学史上是如何发生的？事实上，对沉思传统的颠覆，在黑格尔之前就已出现，在科学革命和批判哲学中存在着对沉思传统所确立的等级秩序的全面质疑。最后，郁振华教授提出，应区分发生优先性和价值优先性，强调物质生产在发生上的优先性，同时肯定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和制作活动（技术和艺术）在价值上的平等地位，努力维护三种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

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在“《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从其基本思想透视当今世界变局和中国现实”的报告中指出，《宣言》集中阐述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科学分析。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已经并将继续改变近代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以“三个从属”为特征的世界格局。反观中国现实及其发展道路，必须对各种冒牌的、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有理性而清晰的辨识，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而更为清醒地认识和判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和能够是什么。杨学功教授指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属于“第二个阶段”“（“第二大形式”）中除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其他社会形态，在当代世界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又相互竞争。

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在“‘观念的异化’及其消解——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根本区别”的报告中指出，观念的异化是由于神和绝对精神的客观化思想造成的，即把从人里面抽离出来的实体描述成外于人、超于人的实体。要消除这样的实体就要重新拿回放在彼岸的外在精神，让其复归到人身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将这种方式概括为把宗教世界归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二者对于这个世俗基础到底是什么产生了分歧：I.人的观念所构成的世界，是青年黑格尔派所达到的领域；II.物质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把思想和观念都归结为世俗基础。马克思对于观念异化的废除分为两个步骤：第一，破。外部世界的神或内部绝对精神到现实世界有两次复归过程：第一次是客观思想归结到人的观念，第二次是人的观念归结为现实世界。但是青年黑格尔派表面上把神或绝对精神归结到人的观念，结果是重建了人的观念对世界的统治。第二，立。废除的关键在于观念如何从物质世界的经验性个人中心产生，马克思是用存在决定意识来回答的：其一，所有观念都来自与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其二，它来自于社会生产。

北京师范大学鲁克俭教授在“基于生活（生产）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体系的重建”的报告中指出，学界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过分强调将实践哲学等同于主体性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回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在重建唯物史观的各种视角中，倾向于认同环境改变与人类发展的改变统一于实践的视角。这个思路的内在理路是：从教科书到反教科书的先锋。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前走了一步，强调了“主客体”与“总体性”，而现在要做的是进一步从“主客体”走向“前主客体二分”的实践，即先有实践才有主客二分，然后才有卢卡奇所说的主客体统一。《手稿》笔记本III中所强调的强调的环境改变、人化自然和人的改变，其中还有“主客体二分”。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走向了“前主客体二分”。再向回走的过程中，从最基础的生活生存，走向前主客二分的实践，再走向个体与环境的双向互动，最终走向对休谟问题（“从是推不出应该”）的唯物史观破解之道，即从生产力走向自我发展，最终的结论是劳动哲学。

华侨大学许斗斗教授在“社会生活与实践的‘本质’关系阐释”的报告中指出，对于马克思提到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论述，学界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全部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第二，全部社会生活都归结为实践活动。这其中对“本质”概念有所误解，因此需要考察“本质”是如何规定的。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具有艰巨性。实际上，马克思这句话具有三层含义：第一，实践“本质”具有生成性（普遍性），实践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实践生成着和生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第二，实践“本质”具有特殊性，实践是基于社会生活之上一种面向未来的“扬弃”与“否定”，一种改造与建构等特殊的具体活动。第三，社会生活是实践活动的“场域”，实践是社会生活场域中的一个具体活动，主体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筛选”“剔除”和“扬弃”了非关键重要的或尚未被经验到的部分，把主体已被经验到并判定为关键重要的部分纳入主体面向未来的改造与建构活动之中。

西北大学武建敏教授在“法官解释的理论构建——实践立场与话语体系”的报告中指出，随着中国法治实践的推进与展开，中国法学研究已经在不同研究领域展示了自身的“实践论转向”，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法律解释学研究理应获得崭新发展。法哲学本身应该是实践哲学内在的构成部分，而不是实践哲学拓展到法哲学领域，并非运用实践哲学来研究法哲学。实践法哲学的最主要方法是观察，例如中国古代判决是中国古代法哲学的理论和实践内在统一的最典型的表达，法、道德、情理三者都是在场的，在司法展开过程中展现了法律运行的基本风貌。在法律实践中，如果观察不明晰，观念的异化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法官解释的理论构建问题上，基于实践主义立场的法律解释主体只能是法官，“在场”的法官真正参与了审判具体案件，他所构造的不仅是法律的普遍世界，而且也包含了具体世界，远离具体案件的实践语境和场域就不可能产生充满合理性的法律解释实践。另一方面，在法律解释的展开过程中，法是生成性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谋求的是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的统一，不确定性并不能完全消除。

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在“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现代实践哲学的地理基础”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把人类确知地球是圆的当作现代历史的开端，那么以此作为宏观背景的实践哲学就是现代实践哲学。一方面，根据系统阐述自己哲学学说的时间来排列，格劳秀斯、培根、笛卡尔和霍布斯都可以被视为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另一方面，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前现代传统时期，地理空间是陆地，而到了格劳秀斯就切换到了海洋。在荷兰的全球贸易与圣卡特琳娜号事件发生时，思想家才出场，格劳秀斯《捕获法》是第一个把人类实践考量放在全新的地理基础上的思想家。把海洋和自由联系起来，这是格劳秀斯在人类思想史上最独到和最重要的贡献，他具有四个主要观点：其一，海洋的天然开放性使其客观上不可能为任何人独占，这是一个事实性的前提。其二，从海洋自由引申出了所有国家的贸易自由权利。其三，提出海权高于主权。其四，提出了海洋自由四原则，其中体现了康德绝对命令的先声，尤其令人惊讶地提出了类似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认为国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此意义上格劳修斯的海洋自由论点具有实践意义。

第一分会场：

在以“实践智慧：传统德性及其现代实践”为主题的分会场讨论中，与会专家纷纷就此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陕西师范大学雷龙乾以“实践哲学的基础涵义”为题阐述了实践哲学的三种涵义，即作为形而上学的辩证扬弃、广义上的一种新哲学观和狭义上的一种实践观哲学理论体系。

华侨大学刘荣军以“马克思实践哲学视域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国家叙事”为题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现代中国的两种国家叙事，并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阐释了实现人民民主与人民富裕的统一的重要意义。

辽宁大学叔贵峰以“辩证法‘合理内核’与马克思实践概念内涵的哲学释义”为题，以谢林绝对观念论确立的思辨真理为溯源视角，通过追溯马克思实践辩证内涵绝对观念来源，从而深入把握马克思实践概念与德国古典哲学实践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

华东师范大学潘斌以“重勘经验的哲学坐标”为题，论述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经验问题的逻辑转进与历史融合，认为两位前后相继的思想巨擘都是围绕着经验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以经验为对象并经由对经验问题的哲学批判而展开各自的哲学变革。

中山大学江璐以“知识体系中的实践哲学”为题，探讨了西方古典传统中对学科的体系性划分，以及西方哲学史中“哲学”和“知识”的含义，以此来阐述实践哲学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

陕西师范大学肖士英以“马克思现实对象性实践观的出场及其对实践哲学的创新效应”为题阐明了马克思现实对象性实践观的本质属性，是由递进性展开的六层属性构成的整体，内在性实践、外在性实践、实践间性、实践周期等概念，是构成支撑现实对象性实践观，取代朴素对象性实践观而得以出场的必要思想纽结。

华侨大学高来源以“实践主题的演变及其机理：亚里士多德、康德、实用主义”为题，梳理亚里士多德、康德以及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实践哲学的特征，以求实践哲学于哲学史上延续及变化的线索，为当代实践哲学的展开提供参考思路。

北京师范大学田毅松以“生活形式的批判及其解决”为题阐述了耶吉的”生活形式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耶吉的生活形式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提出生活形式应该置于更大的思想史语境中考察，应该用”形式—质料“这对范畴来分析其生活形式的实质。

东北师范大学陈士聪以“辨析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阐释路径”为题，立足于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革命性变革，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各阐释路径的特质及其理论局限，进而澄清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质内涵，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

在以“现代化与民族国家”为主题的分会讨论中，与会学者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报告。

上海科技大学乔戈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目的论批判：在‘外部国家’与‘内部国家’之间”为题，阐述了当代黑格尔法哲学研究的部分研究者忽视了《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环节中“外部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原则，因此，也忽视了黑格尔对于后者独自具有的“绝对机械性”原则的区分和呈现。

上海社会科学院谢晓川以“在‘社会问题’（die soziale Frage）中重审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向”为题，论述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是勾连着“物质利益问题”和“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环节，正是这种法国的理论进一步促使马克思将他的理论目光转向与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的思想领域。

北京师范大学周阳以“马克思思想中的亚里士多德因素——以‘质料’概念为例”为题，探讨了在《博士论文》《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柏林笔记》中可供实证分析的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关系。

云南财经大学赵映香以“黑格尔自由观和马克思自由观比较及评价”为题，阐述了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的主要地方在于这些自由的偶性或规定不是仅仅只停留着在认识论意义上，只达到认识论意义上的具体化，而是还要在本体论意义上达到具体化。

广西大学卢永欣以“马克思关于德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为题，论述了马克思的整个德国现代化构想，其底层评审逻辑是“真正的人”，同时也成为引发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触点。

暨南大学汤沛丰以“若隐若现的现代社会——重思康德法哲学中的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为题，阐述了康德提前以自然法的论述框架表述了黑格尔日后在《法哲学原理》中称为“需要的体系”的“市民社会”，但他对这个社会的展示尚不够明确和体系化。

华南农业大学谢翾以“试论费尔巴哈的‘感性’革命与宗教批判”为题，阐述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展开批判的首要依据是感性，其次才是人本主义。

华东师范大学崔琳菲以“当德国观念论遇上法国大革命——对布鲁诺·鲍威尔现代性理论悖论的再反思”为题，阐述了鲍威尔恰恰是精准地感知到德国哲学在近代现实历史面前的困境，在反思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重新审视了法国大革命的遗产。

第二分会场：

在以“实践智慧:传统德性及其现代实践”为主题的分会讨论中，西安外事学院张丰乾以“君子之行的实践：‘谋’‘求’与‘不谋’‘不求’”为题，认为当代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人成了实现自我贪欲的工具，其根本原因在于各个阶层和群体的价值追求出了问题，因此有必要再谈“君子”、重塑“君子”。“君子”之为“君子”在于：一，谋道、求仁，物质上无所贪欲；二，切磋琢磨、精益求精的实践方式；三，温、良、恭、俭、让；四，道德自觉性，“求诸己”。

西安交通大学寇爱林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与宗教的合流何以可能？——以普罗提诺的灵修生活方式为例”的报告中指出，普罗提诺心向上帝的灵修之旅实现了哲学与宗教生活方式的合流，其在实践上的当代启示是：以德性净化和放弃外在诱惑，以内心的爱和美去发现、坚守灵魂中善与美好，以哲学、宗教的等生活方式引导个体灵性的根本转变，从而寻获美好生活方式。

西北大学彭鹏在“体用、工夫与境界：中国心文化论要——兼谈中国哲学之修心工夫实践”中认为，心文化就是将中国哲学中的心性哲学与心理学相融合，用适合现代人的方式让中国哲学的心灵传统滋养现代人贫乏的精神世界。中国哲学所讲的“体”主要是内在于生命并可以直观亲证的“道”“道心”“心性”等。复归天地万物同根同源的本体，人就能体认到个体生命及一切存在的和谐与完整，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中央民族大学吴宝麟在“圣道的追寻与实践：《春秋繁露》论乐律与听觉”中提出，在《春秋繁路》中的乐律概念上，“乐”根源于民心所向，“律”则象征恒常、客观的先王遗道，古代对乐律的重视实质强调了政治合法性根植于社会民意和自然规律。声乐不仅是物理现象，还是万物在大宇宙中的存在方式。对声音的审查和把握是治道的要求，，将律变为乐音是将无形变为有形的实操过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小虎在“实践哲学视域中的亚西比得形象”中提出，在雅典社会中，伯里克利拥有实践智慧，能够洞察对于别人和自己而言的善好，兼顾自身与共同体的利益；而亚西比得欠缺实践智慧，总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共同体利益之上。通过对两种形象的对比，突出实践智慧要求自己与自己协商，要有反思精神，同时要求与他人协调，顾及共同体。

黑龙江大学陈莹在“古希腊实践智慧的意义转换及其诠释学重建”中认为，首先，古希腊实践智慧是与道德德性密切相关的理智德性，即在总体善的引领下把握具体情境中的“适度”，与善和高尚有关。其次，从古希腊到近代“实践”意义发生转换，其根本上是人的生存方式转变的结果。最后，实践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存在问题。理论智慧优先于实践智慧，明智不仅是实践理性的德性，而且是人的最高德性。

山东工商学院晏玉荣在“亚里士多德的节制美德：道德发展视角的审视”指出，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风俗习惯与特殊欲望之间的关系中能够发现，通过节制美德的形成可以说明儿童的道德发展。风俗习惯通过正确对待欲望对立的两种潜能的实现来培养伦理德性，即管教其追求肉体快乐的潜能的实现，促使其可以听从逻各斯的潜能的实现，同时为儿童理性的发展、快乐体验的多元化以及灵魂的和谐提供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李涛在“善爱乐的幸福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中认为，与传统解释路径相比，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一种善爱乐的幸福主义伦理学解释路径更为有力。善、爱、快乐三者合一达到至善就是幸福概念。第一，真正的善就是美德。第二，只有因为美德的爱才是完善的爱。第三，只有自身是美德的成全活动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中山大学覃万历在“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逻各斯概念”中提到，实践哲学不应只提供关于实践的规范性命题，还要能使这些命题转化成有效的实践。亚里士多德的实践逻各斯概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涉及知、言、行三个层面。实践智慧意味着实践知识的内在化而成为一个人自身品质的一部分，因而可以解决行为领域中实践知识与具体行为，即知与行之间的张力。

在以“生活实践与时代语境”为主题的分会讨论中，四位专家学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与见解。

西安外国语大学赵周宽在“微信时间与当代人的存在论课题”中，聚焦现代生活中微信的普遍应用，深入分析微信时间的产生机制，从哲学层面反思我们所处的智能时代的基础性思想课题。

西北大学孙明哲在“乡愁与民俗文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中聚焦于乡愁与民俗文化的关系，认为怀旧与归乡作为乡愁的两个方面，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实践逻辑，“怀旧”逻辑基于对过往形象的感知而缓解心灵的无根感，“归乡”逻辑则基于对未来的规划和创造去追逐理想乡，二者从不同的路径缓解了人们的乡愁，并共同呈现和支持了民俗文化的本真性。

西北大学王珩在“生活实践中的知识生成：斯宾塞的思想”中聚焦于斯宾塞的教育思想，认为斯宾塞的理念对现代教育体制的塑造，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然被行动者的心灵所接受，它为普通人设置的门槛甚至会阻碍它实现自身预设的目标，我们需要通过斯宾塞的教育和社会学思想之间的关联来理解他的科学观和教育思想的内涵。

南开大学周宏胤在“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中聚焦于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实在论理解，认为其因果效力是一种涌现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结构的因果作用机制、复数社会结构的交叉性和个人行动的自由空间问题展开了简要分析，最后探讨了在该话题上拓展研究的可能路径。

在以文化实践与文明形态重建的会议中，四位专家学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与见解。

湖南科技大学肖蓉在“理解言说与多元性的两种模式——阿伦特与列维纳斯的思想比较研究”中，指出阿伦特与列维纳斯的言说思想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差异。阿伦特认为言说是一种真正的政治活动，既让个体展现自身的差异与卓越，又让不同的人们在交流中达成共识，从而维系共同体成员的良好生活；列维纳斯认为言说既呈现出自我与他人的绝对分离性，又建立起两者的关联，能够对抗不良政治引发的暴力。

中山大学李婷婷在“在政治自由和法律秩序之间——阿伦特新政治观研究”中聚焦于阿伦特的新政治观，指出这种全新的政治观一方面主张寓于人类普遍性之中的激进主义政治自由，另一方面又认为革命后的正当秩序十分重要，因此形成一种处于政治自由和法律秩序之间的新政治观，为民主政治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黑龙江大学郑琪在“努斯鲍姆‘好生活’政治哲学思想反思”中指出，努斯鲍姆政治哲学研究是以人的脆弱性研究为起点，以能力进路为研究路径，以“好生活”为目标和方向的研究，在促进实现全球正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重新审视不健全和残障人群正义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同时在诗性正义是否过于理想化、能力进路的可行性等问题上仍有很多的探讨空间。

汕头大学孙金峰在“Pogge全球正义理论研究中的三个主题：批评与辩护”中，聚焦于托马斯·博格全球正义理论，指出托马斯·博格全球正义思想致力于论证全球经济秩序的不正义，引发三个方面的批评，博格对此依次进行回应。最后孙金峰老师指出博格关于改革全球秩序的提议不具有可行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秩序方面的霸权行为不具有道德正当性。

第三分会场：

在以“实践哲学与全球化”为主题的分会讨论中，八位与会专家就会议主题发表了报告。

哈尔滨工程大学赵海峰以“实践哲学视野下的启蒙及其中国化问题”为题阐述了启蒙的理解和误区，以及启蒙的中国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

湘潭大学刘建湘以“国家及其宪法的基础是什么”为题对马克思在国家基础问题上从政治哲学到唯物史观进行了二维阐述，从国家及宪法的基础问题上重新理解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揭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命题的复义性。

东华理工大学王国兵以“一种实践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的生成论境态”为题在自然和历史的实践交互性上发现二者相互竞合的生成论性质和矛盾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挖掘，进一步澄清以世界动态生成为事态-生成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黑龙江大学郭春明以“彰显价值关怀的历史条件——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逻辑’”为题以历史逻辑、自由人的联合、方法的深化以及资本批判和自由个性的实现这四大部分阐述了自己关于“历史逻辑”的理解。

西北大学王日鹏以“论马克思的两大历史阶段思想”为题论述了马克思“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的合理内涵与理论限度，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将马克思“两阶段说”提升为“两大历史阶段思想”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薛俊强以“后疫情时代文明危机的消解与澄明——风险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及其方法论意蕴”为题阐明风险辩证法对风险社会文明危机的意义和内涵。

西北大学刘宇以“论实践智慧的发展模式”为题，首先阐明了实践智慧的三种模式，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发展模式的动力机制，力图从经验研究和哲学构建上明确实践智慧的培养和发展路径。

南京师范大学牛文君以“理解与实践”为题以诠释学角度论述了有关理解与实践相互关系中导向和意义空间。

深圳大学张守奎以“定义，抑或方法？——重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论断”为题表明研究人的本质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

在“实践智慧与全球化”主题的分会讨论中，来自全国八所高校的学者贡献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中共中央党校梁燕晓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大历史观诠释”为题，借助大历史观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诠释，来揭示“两个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黑龙江大学刘健在“超越民族-国家：全球化实践进程中的理性转换”中，通过对康德、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伟大思想家的“世界观”进行串联、对堪指出，哲学需要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挖掘理性经验，全球化也需要哲学的“高度”来持续引领。

中山大学王兴赛以“论自由与奴役：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为题，聚焦于自由与奴役这一对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发展变迁，揭示了西方思想史中自由的理论与奴役的实践之间的反差。

吉林大学荣伟杰以“‘国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工”为题，通过梳理马克思对欧洲落后国家的历史发展演进的相关论述，得出了“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有着不同的分工的结论。

陕西师范大学宁泽华以“审美共通感的劳动本体及其情感秩序”为题，提出马克思的实践论美学是在基于物-人同构而人-人同构的内在逻辑以及批判私有财产制度和资本逻辑弊病的前提下，对于实践活动自身自然——宇宙美学受限经验的反思。

黑龙江大学潘麒羽在“探索代际维度下的实践哲学话语”中认为，代际维度下的实践哲学采用“他者”的视角，以此关注后代人的存在状态及其在代际关系中的弱势倾向。立足于自然、社会与文化等三方面的基本考虑，代际维度下的实践哲学中蕴含着代际之间的物种延续、代际之间的伦理秩序与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的规范性面向。

吉林师范大学毛华威在“实践理性怀疑论的分析与辩护”中，阐述了科尔斯戈德的实践理性怀疑论及其理论价值，他认为，这种基于实践理性怀疑论视角的思考方式不仅凸显了理性存在者的优先地位，而且还为探索伦理实践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台州开放大学金海贝以“以赛亚·伯林论民族主义”为题阐述了以赛亚·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论述及其理论价值。 

学生专场：

武汉大学刘倬帆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八命题的实践概念——兼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误读”为题，详细分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八命题，指出阿尔都塞混淆了基于活动的可理解性与基于存在和实体的合理性，从而将马克思思想中的主体与科学对立起来。

复旦大学付文博以“论规范在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应有之位”为题，阐述了规范在其实践哲学中所享有的应有之位并不是偶然的和可有可无的，而是由人的自然或者内在的灵魂结构所必然决定的。因此，规范在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北京大学薛雄星以“什么是卢梭的自然状态？——基于《二论》的一个理论考察”为题，阐述了二论第一部分的纯粹自然状态的探究是猜测性而非事实性的，而作为卢梭整体思想的理论原点，猜测方法得到的纯粹自然状态并非是猜测性质的。

复旦大学刘诗昭以“非异化的感发性共同体——米歇尔·亨利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生命现象学式阐释”为题，阐述了亨利对自由人联合体的这一全新阐释从生命现象学角度去看待马克思的社会构想，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仅仅围绕市场机制和私有财产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解，但同时也陷入到了新的抽象。

黑龙江大学吴聪敏以“试论伯纳德•威廉斯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为题，通过“伦理”与“道德”的区分，论述了黑格尔与威廉斯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阐述了威廉斯对康德的脱离现实经验世界的道德义务的批评，在此基础上指出义务的真正根基在于鲜活的经验世界以及复杂的生活境域，应从具体的生活实践出发提出义务。

西北大学吴玉成以“论反思性判断力与实践智慧的联系”为题重释康德对鉴赏判断的核心解释性说明“自由和谐”观念，并基于此重释，提出理解反思性判断力的运作的第二种方式，以此为基础说明了实践智慧与反思判断力的类比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谷民德在“早期马克思和中国传统中的辩证法”中认为，马克思时代的自我解放作为一种核心概念在十九世纪获得了指导性力量，此时解放概念的含义发生了深刻转变：启蒙运动后以反身语法来使用解放概念，且解放者作为主动自我解放的主体。

中国政法大学梁馨熠在“超越‘历史终结’与‘价值冲突’的二元对立——从马恩意识形态批判看当代意识形态冲突问题”认为，全球化和“历史终结论”以及意识形态冲突和社会普遍的“撕裂”的矛盾局面成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不同于各种“主义”将作为表象的事实安放进事先架设好的谱系中的方式，马克思主义以“实践超越”的方式，按人民主体和自由解放的价值观，辩证地和历史地对待意识形态问题。

清华大学潘沈阳在“马克思的协作视域何以敞开——基于对《伦敦笔记》中韦克菲尔德作品摘录的考察”中，基于对马克思《伦敦笔记》中韦克菲尔德作品摘录的考察，探讨了马克思的协作视域是如何敞开的。韦克菲尔德对协作及其原则的推崇，在凸显协作概念重要性、强调剥夺劳动者生产资料必要性以及揭示资本主义协作非自然性三层意义上为马克思敞开了协作的理论视域，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之后对协作-分工的阐释。

清华大学潘宇昂在“现代生活的二重性是否成立？——对《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政治解放理论的检验”中，聚焦于《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政治解放理论，认为《论犹太人问题》未能为其所主张的现代生活的二重性理论提供良好且充分的证成理由。在经验层面，马克思虽援引了记述北美社会现实的经验材料，但其主张不能被北美的社会现实所证成。在理论层面，马克思虽然借助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改造，但却未能解释超越于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之上的普遍性的公民认同是如何生成的。这体现了《提纲》第四条所批判的费尔巴哈方法本质上的局限性。

黑龙江大学邵诗云在“差异、关系与接合——斯图亚特·霍尔对马克思隐喻”的文化实践解读”中探讨了斯图亚特·霍尔对马克思“隐喻”的文化实践解读，霍尔尝试对“隐喻”的决定性、实践层次和社会的总体性三个规定进行差异性和双重关系两个方面的分析。

中国政法大学周洲在“法律规范性研究的困境及基于实践哲学的展望”中，说明了当代分析法学在规范性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即以道德论、实践论、理由论为主的三种元理论研究进路难以把握生成于后验实践中的法律规范性，而解决这一困境的“破局”或许就在实践哲学的诠释方案之中。

西安交通大学白志鹏在“马克思置于实践的‘关系’思维”中提出，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对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都建立在实体性思维的背景下，而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基于实践的“关系”思维，将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置于实践之中，以特殊、丰富、开放的具体实践活动为根据，以“互构”的关系方法论克服了实体性思维的缺陷，解答了个体与共同体关系变动的历史因由。

闭幕式

经过两天热烈、丰富而紧张的学术研讨，在10月29日下午的闭幕式中，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中国政法大学郑永流教授、《哲学动态》贾红莲编审以及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分别就此次实践哲学年会的组织、进程、形式、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发言，纷纷表示此次年会为今后的实践哲学年会系列开了一个好头，西北大学刘宇教授代表主办方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向与会学者表示致谢，并特别感谢了承担会务工作的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各位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