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2日，由西北大学实践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发起、西北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研讨会以线上会议方式举行。会议分22日上午的总会场与22日下午两个分会场两个阶段进行研讨。
（会议开幕式线上合影留念）
（张学广教授为会议开幕式致辞）
会议开幕式由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西北大学实践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宇教授主持，西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学广教授致开幕词。张院长回顾了西北大学和哲学学院的办学史，在西北大学建校120周年的背景下指出办好哲学学科的重要性。在总结近年来哲学学院办学成就的基础上，张院长提出西北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成立的建设性意义，并对与会专家学者的支持表示由衷地感谢。
会议分大会发言和分会发言两部分。10月22日上午的大会发言分两组共10位学者发言，分别由吉林大学教授贺来和中山大学教授马天俊教授担任主持和评论，学者们就实践智慧的性质和概念、实践哲学在当下现实的应用和前景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范式等主题进行讨论。
（上午第一组学者发言）
在第一组发言中，第一位报告人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指出，当前学界对“实践智慧”概念的使用存在因混淆其含义而滥用的情况，为了从根本上撇清学术泡沫，问题在于厘清造成混淆的“实践智慧”的三种模式，不论是理想和现实彻底割裂的二元论、理想和现实合为一体的一元论，还是将现实和理想差别同一起来的统一论，都代表着不同的实践智慧进路，而这三种模式彼此如何作用关联还需进一步探讨。评论人贺来教授认为王老师的发言对于思考“实践智慧”概念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就“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活动划分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以及王老师提出的前两种理论实践智慧模式的归属问题表示质疑。作为回应，王南湜教授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里，现实的人并不追求永恒性的事物，永恒之物为思辨性的事物，思辨之物可以对现实有影响而无法直接作用，一如北极星和现实航线对于船只航海的影响。
第二位报告人黑龙江大学的丁立群教授认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性质”是学界广受争议的一个问题，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实践哲学总体上属于亚里士多德传统，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的基本精神以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总体逻辑都可以体现这一渊源关系，比之前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性在于构造了“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正是这一对传统实践哲学范式的转换使得马克思在实践哲学传统中实现了一场革命性变革。贺来教授评论认为，丁立群教授关于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观点与学界另一种“分离划界”的观点构成了两种理解范式，这两种范式各自优势和局限性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武汉大学刘倬帆博士生从人的劳动异化角度提出自己关于马克思实践问题的困扰，对此丁立群教授回应，马克思的劳动是总体性的，其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并用伽达默尔“实践的目的就是超越实践”作为补充启示。
第三位报告人北京师范大学田海平教授认为，要避免黑格尔式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就必须保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论纲中的实践品性，这需要在“让世界由坏变好”的比较情境下，以应用哲学的模型而将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可以作为前述例证，道德形态学思考以及追求寻求实践规范性、理性、入世性品质或可成为一种解决思路。贺来教授认为田教授的观点新颖，而由之引发的旁观者哲学和行动者哲学的关系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首都师范大学程广云教授也表达了类似质疑。对此田教授回应指出，关于二位学者提出的问题会在后续道德形态学的展开中专门论述。
第四位报告人西南大学倪志安教授通过系统回顾个人论著的方式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基础理论以及方法论研究的心得，强调方法论、课题、团队之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倪教授还表示，高清海教授对他学术研究有过重要的帮助和启发，在他看来，实践哲学的解放意义就在于思维方式的变革，即高清海教授提出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建立。
第五位报告人吉林大学王福生教授对高清海教授思想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充分肯定高清海类哲学的实践哲学意蕴以及思想解放价值，通过与王南湜教授和徐长福教授两种实践哲学范式的对比，认为类哲学是一种通过批判现实以引领未来的“前导性”形而上学理论。
（上午第二组学者发言）
在第二组发言中，第一位报告人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有思辨性和应用性两个层次的内容，从应用性层面思考中国的全球方位与现代化问题就现实而言至关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中国地理的东-西解释范式是站在西方文明先进论基础上的产物，而当我们站在当今中国面向全球的实践立场时，“如何给中国定位”以及“选择受何种文明影响更多”成为了实践哲学应用层面应当重视和讨论的重要时代命题。程广云教授对徐长福教授提出“中”的文化心态问题以及海洋、大陆范畴争论是否已经被边缘化的问题，徐教授对此回应道：中国既有相当落后的一面，也有便利的一点，“在大陆西岸”是个描述性的状况而非规范性的问题，所以不光我们中国有“中”的文化心态问题，印度也有这个问题，后发文明都会遇到一个“文化自我认同转化”的问题，因而与前述问题一样不是概念性、规范性问题。
第二位报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强乃社教授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是立足中国现实的哲学表达，这是语义学上的表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路径可以分为“规律论”和“规范论”， 认为规律论作为说明人的活动规律的哲学在改造世界上具有方法论意义，人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规范性带来的尺度价值。
第三位报告人首都师范大学程广云教授认为，目前少有在实践哲学语境下讨论“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应当在实践哲学语境下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语义，分别从普遍性话语和特殊性话语的实践功能和类型展开论述。
第四位报告人同济大学陈立新教授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打动人心的原因在于抓住了“现实的人”这个要点，主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紧贴现实，引领现实生产实践的作用，并说明在追求美好生活逐渐成为全球共识的时代处境下，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武装和指引正是时候。
第五位报告人西北大学武建敏教授从法律实践主义谈实践哲学，认为法律实践主义实际上是对法做了一个生成解释，亦即“法”是在实践中不断变化生成而非既定不变的事实，法的实践实则是理论和实践在交互作用，法律实践主义是追求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辩证统一，司法实践是实践理性的展开。
主持兼评论人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在对各位学者的报告评议中提出，各位报告人主题所包含的理论张力可以概括为几组概念对子：中国和全球、普遍性和特殊性、思辨和实践，这种张力在实践中我们会习惯性地保留综合，但在理论中讨论实践哲学时需要有理论哲学的基本前提，这为更深入的思考提供助力。
10月22日下午设两个分会场，每个会场分两组进行报告。
第一会场的两组发言分别由武汉大学李志教授和中山大学户晓坤教授主持，学者们围绕实践哲学的路向和性质、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实践哲学阐释等话题展开讨论。
（下午第一会场第一组学者发言）
在第一组发言中，第一位报告人中国人民大学罗骞教授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实践哲学路向的本质不仅可以从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的阐释中得到揭示，更重要的还要从传统认识论哲学困境去理解实践哲学之基本特征，在历史性和当代性的审视下才能获得时代变迁和时代精神的哲学表征。评论人田海平教授认为，罗教授探讨的问题涉及到概念问题，即“把实践哲学建立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并指向当代性方面”，问题在于“如果有存在论维度，如何去区分生存论实践”，罗教授回应认为，应当从社会历史现象学以及从实践的对象性空间和过程中去理解前述问题。
第二位报告人华侨大学高来源教授认为，皮尔斯的指号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澄清康德的实践理性与实践行为的二元对立，尤其是“先验”推理本身是作为一种“在场”思想，思想“指号”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指向与现实情景的交互性，在此基础上应然和实然并非对立的两级。评论人程广云教授认为高教授从经验论加上语言学的路径研究康德很有新意，但他对康德理论体系没有经验性的说法提出质疑，另外对于指号学是否能够解构康德的二元结构表示谨慎的态度，并且认为康德把伦理和宗教联系起来，过分讲直言定理而否定假言定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以及人对其的使用；高教授对此回应道，上帝是理性预设，所以在理性之下，而非理性给定的结果，康德作为一个启蒙知识分子恰恰不是要把伦理和宗教联系起来，当我们把人工智能作为主体思考时，就已经是主体间性问题而非主客关系问题。
第三位报告人辽宁大学叔贵峰教授以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践概念为分析路径，从哲学史背景出发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认为谢林完成了对康德实践思想从“应当”到“是”的关键转化，黑格尔对谢林实践内涵起到了具体阐发意义，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继承中延续了自谢林以来的绝对论实践内涵，体现为内在的“应当”向外在“是”的必然转化。对此，评论人罗骞教授认为，实然和应然是在实践中辩证展开的拱合关系，马克思的“是”具备超越意蕴，因此这一问题还需进一步展开研究；叔贵锋教授在回应中指出，马克思的“是”和“应当”在文本中存在因论域而产生的不同表达，但并不能因之认定“是”有超越意蕴，这里是将马克思本来所想讨论的问题指明。
第四位报告人陕西师范大学肖世英教授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思考出发，从实践观的转换角度谈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开辟意义，具体表现为由对象性实践观到现实性对象实践观的转变，要克服这两种实践观的局限性，需要恢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对象实践观，关键在于对“现实是历史递进性存续得以可能的要求及其满足形态”的解释，把对象性实践观统一于历史递进性存续得以要求的情景中，由此一来可以消解实践拜物教效应。评论人高来源教授提出，如果从马克思谈及实践的能动性角度出发，那么被动性实践能否被称为实践会成为一个问题，对此肖教授回应，他是从历史前提高度理解的被动性实践。
第五位报告人武汉大学博士后刘倬帆从普通人到马克思的认识演进出发，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实际上也是马克思自我意识的三重演进，其体现为感性活动、意识形态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先后三个环节。武汉大学李志教授对此评价，认为马克思承认“不存在一个不会反思的人”，所以这里的三重环节是否符合马克思自己的学说有待考证；刘博士对此从实践的种原则出发进行回应，认为思维区分的意义应交由实践来评判。
（下午第一会场第二组学者发言）
在第二组发言中，第一位报告人西南大学胡刘教授认为，《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不仅与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具有内在关系，而且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建构存在紧密关联，目前学界对于这一进路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就思辨的体系性哲学转向人类实践的问题哲学前提来说，不论《资本论》的广义还是狭义创作过程都回应了马克思关于现代实践本身构成和规律问题的解读。评论人中山大学户晓坤教授就“怎样解释广义《资本论》创作中超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论内涵”表示期待，胡教授对此补充提到，超学科视野的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作为批判方法。
第二位报告人大连理工大学刘贵祥教授提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追问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并不是采用人们熟悉的“辩证思维模式”，而是采用一种“现象学还原”的思维方式，不同于黑格尔或胡塞尔式的内在性意识思维，它是一种还原社会历史生产和人们生活过程的思维方式，其中不仅有时间逻辑，还有社会历史逻辑，私有财产在生存论还原下呈现出物态、占有、关系三个层次。评论人胡刘教授认为，此处所涉及的马克思文本的产生背景需要进一步还原，刘贵祥教授认为对于前述问题应该从现象学的角度予以探讨。
第三位报告人山东财经大学侯继迎副教授认为，“感性的活动”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彰显着实践活动涵摄认识活动的一体关系，要理解马克思之于感性活动的深刻见解，需要与康德“活动的感性”进行对照。评论人刘贵祥教授对康德语境下活动的感性具有主动性表示质疑，报告人对此回应认为，感性的能动性问题可以用亚里士多德形式—质料说来解释，因而感性并非是完全被动的。
第四位报告人洛阳师范学院田江太副教授提出，学界往往忽视对“分工”理论的前提分析，其中蕴含着一种隐形工艺学视角审视的可能，“分工”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重要概念，事实上马克思专门作过“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分工）的区分，《布鲁塞尔笔记》和《伦敦笔记》是马克思工艺学笔记最集中的体现，从工艺学的视角审视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分工理论，对于深化马克思生产分工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评论人西北大学王日鹏老师认为，仅用具体前两个文本的内容可能并不足以说明马克思工艺学的方法，或许要深入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体语境中来审视才更有说服力。
第二会场的两组发言分别由南方医科大学马万东教授和深圳大学张守奎教授主持，学者们分别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路径、中国哲学对于实践哲学的反向诠释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内涵的实践困境等话题展开讨论。
（下午第二会场第一组学者发言）
在第一组发言中，第一位报告人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主题，提出儒、释、道思想中的政治哲学观点，分别对应着西马中哈贝马斯、葛兰西、列斐伏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的问题上提供了一个“桥梁”。评论人强乃社就“儒、释、道”的具体内涵以及问题的提法提出自己的疑问。
第二位报告人海南大学谢永康教授围绕《否定辩证法》揭示阿多诺新的思辨观念，认为阿多诺是从黑格尔回溯到康德，试图恢复精神的他者和辩证法的开放性，指出在思辨哲学中的核心——形而上学经验上构建出思辨哲学的乌托邦，并展现出基本的人性问题和希望。评论人南开大学侯振武副教授认为，阿多诺的“超越”与马克思一样，都是指向现实的，旨在发现生活背后的本质，这个本质的东西并不在彼岸而是在现象中，以此来拯救了形而上学。
第三位报告人南开大学王时中教授基于牟宗三立场展开论述，认为他在中国传统与西方哲学的汇通的思想路径，将康德哲学作为中西哲学桥梁，又以黑格尔辩证法为“道德理性”原型，提出道德形而上学，但在构造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马克思实践哲学层面上，如何理解二者关系至今依然是中国思想界亟待突破的难局。评论人西北大学胡军良教授认为王时中教授站在中西哲学汇通制高点，去考量牟宗三的哲学，在报告中以个案的方式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形式，旨在汇通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以康德桥梁和黑格尔思想打开了牟宗三哲学的延续性。
第四位报告人南开大学侯振武副教授指出，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以散文的形式展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图景，并阐述阿多诺对错误生活的批判和正确生活的构想之维度，但在侯老师看来，阿多诺对构建正确生活的思想并不详细，对这一构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哈贝马斯的道德-实践领域那里体现的。评论人谢永康教授对此认为，作为形式的散文本身就有内在张力，况且这篇文章重要性没有限定在道德主题之中，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批判和社会哲学，更加贴近于伦理、社会、法权等，这就类似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能够打开视野。
第五位报告人胡军良教授认为，“是”与“应当”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主要前提，分别从塞尔、普特楠、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对二者关系的和解化路径。尤其指出哈贝马斯在语用学意义上做的“类比”论述中指出规范性问题为便于理解不应过于抽象，而要将确定性维度考虑进去。对此，刘怀玉教授评论指出，“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中很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二分恰恰是次生问题。但这并不能说明马哲领域不重视这一对关系，而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规范问题是很重要的。
（下午第二会场第二组学者发言）
在第二组发言中，第一位报告人刘宇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史中一直存在着“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二律背反，即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改变世界与能动性丧失的矛盾问题，主张警惕实践中暗含的主体能动性丧失的危险性，强调应关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能动性意义。张守奎教授对此提出两点意见，首先是马克思和黑格尔语境下“异化”概念的区别问题，其次是《手稿》注重内在，而《形态》注重外在的判断缺少详细论述依旧，所以相关论断还应进一步细化，刘宇教授回应认为，马克思讲的解放始终是人的解放，因而关于前述问题存在理解性的出入。
第二位报告人大理大学赵映香副教授通过梳理近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总结出四种模式的演进态势，指出在几种模式的研究和应用出于失衡状态。王福生教授评论指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位报告人中山大学王兴赛副研究员提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探究张君劢的实践哲学思想应当侧重于张君劢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理解和分析，集中考察张君劢的《辩证唯物主义驳论》中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分析。评论人王时中教授认为还应结合张君劢政治思想，更进一步将他对马克思的解读做一阐述；徐长福教授认为，王兴赛副研究员做的学术史的梳理还属于最基本的，可以做更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第四位报告人南开大学周宏胤博士后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对物质资料生产进行深度考察，分析疫情期间我国体外诊断行业的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实践行动，指出要从经验性研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理论层面。评论人马万东副教授认为其对现象研究是创新的，但在寻求概念时有可能进入陷阱中，建议从核酸检测价格变迁上研究。
（会议闭幕式线上合影）
经过围绕着28场报告的紧张研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研讨会在10月22日傍晚闭幕，闭幕式由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胡军良教授主持。胡军良教授感谢与会各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评议和讨论，对会议达成既定各项议程表示肯定。
（胡军良教授主持闭幕式）
在闭幕式致辞环节，刘宇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感谢所有与会学者对会议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感谢会务组成员的努力和付出，并对大会取得的研讨成果予以总结：实践哲学必须触及和反思真实的社会和实践，如何站在中国的实践立场去理解和应用马克思的理论是时代的重大命题，本次研讨会有助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未来的创新与发展。然后刘宇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新成立的西北大学实践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最后，刘宇教授诚挚地邀请各位专家学者莅临中心参与活动、指导工作，希望与学界同仁一道，在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及其社会应用方面做出探索和贡献。
（刘宇教授作闭幕式致辞）
胡军良教授宣布为期一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研讨会圆满结束。
